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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亞當在重有巢氏房屋慶拿到摩托駕照
　　一個美國小伙膠原蛋白的中國“長征”
　　提要：研究紅歌，愛中國革命史，最銀行利率愛陝西面，24歲美國小伙潘亞當騎摩托重走紅軍長征路。一路下來，小潘的感受有些複雜。有人誤認為他是共產黨，類似於白求恩或斯諾，有人贊他比自己的兒子還愛國。到達心目中的聖城延安後，他卻有點失望，到處都是工地，曾經的延河早已乾涸。
　　老人說他是“愛國”，年輕人說他不可理喻，在重走長征的路上，美國人潘亞當試圖用雙腳丈量這段久遠的傳奇，他厭惡被貼上某台北港式飲茶些政治標簽，他說，他更願意參與和記錄這段正在變化的歷史
　　本膠原蛋白刊記者/劉子倩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愛好中國革命史，喜歡研究紅歌，甚至重走萬里長征路，所有的一切似乎與一個身高1米94，黃頭髮藍眼睛的美國人格格不入。
　　潘亞當，24歲，在加拿大長大的紐約人，一個地道的中國通，他歷時三個月長途跋涉，從紅都江西瑞金出發，沿著當年紅軍的長征路線，經貴州、雲南、四川、甘肅等省份，最終到達革命聖地——延安。90餘天，行程8000多公里，與當年幾萬名紅軍靠雙腳爬雪山、過草地不同，潘亞當靠一臺排量250CC的摩托車，完成了這次長征探考。
　　16歲時，潘亞當第一次到中國，8年後，他已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他說，來中國的初衷是想為自己打開一扇未知世界的大門，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窗口，如今，他已是一名歷史學愛好者，同時時刻觀察記錄中國社會的巨變。“吸引我的不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而是它帶給整個社會的改變，我想參與其中。”潘亞當說。
　　“這才叫世界啊”
　　潘亞當本名是Adam Century。他是在高中歷史課上知道中國長征的，當時他覺得，這更像是一個難以超越的傳奇故事。在此之前，他心中的中國符號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孩子無異，武俠、成龍和乒乓球。
　　潘亞當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是一名猶太人，父母都是藝術學方面的教授，因為父親是美國人，潘亞當也擁有美國國籍。從童年起，他就掌握了兩門語言，回到家中，和父母說英語，出去玩兒，和小伙伴們說法語。多年以後，這也為他奠定了迅速掌握漢語的基礎。
　　自打上學，小潘成績名列前茅，且獨立性強，不用父母操心，還是學校籃球、冰球和網球隊的主力。十幾歲時，潘亞當全家搬到紐約定居，那時，他就決定要出國曆練。究竟去哪個國家？他說曾考慮過歐洲和非洲，父母建議他，可以嘗試多接觸陌生的文化。“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陌生，沒有一種語言比漢語難學，那就去中國。”潘亞當說就這樣選擇了中國。
　　2005年，高二學生潘亞當作為AFS(國際文化交流組織)交換生，到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學習。他的名字直譯中文為亞當，當時接待家庭的老師姓潘，潘亞當這個名字就產生了。
　　一入學，他就遭遇到了“中國特色”和文化衝撞：道路上自行車和機動車交錯無序行駛；高中生的軍訓還有半夜行軍訓練；到處都在大興土木的南京城——他所居住的紐約市，十幾年的面貌幾乎從未變過；他發現女同學幾天都不會換一件外衣，這在美國高中是不可想象的；酒吧里播放的竟然是美國1990年代流行音樂；大街上，年輕人追逐的服裝時尚似乎能看到美國十年前的影子。
　　不過，潘亞當說，他倒沒有把這些看作落後，“這才叫世界啊！”他感嘆道，原來不一樣的文化，差別有這麼大。一年後，他不僅帶著新認識的世界，也帶著一口流利的漢語，回到了美國。
　　潘亞當以優異成績進入全美排名前列的本科院校威廉學院，進入歷史系，同時兼修日語。不過，大學期間的小潘幾乎每年都尋找機會再回中國。
　　2008年，正值北京舉辦第29屆奧運會。潘亞當找到了一份為一家北京美國公司當中文翻譯的差事；一年後，他又通過一個語言交流項目，到了北方冰城哈爾濱。他參觀了731部隊罪證遺址，尋訪猶太人遺跡，並得知自己家族的先輩曾在這裡生活數年，小潘喜出望外，“這是我與中國最大的緣分”。
　　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他不願再透露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因為每個中國人的回答都驚人一致：“猶太人太聰明瞭。”小潘深感不安，對某個民族正面模式化的肯定，或許潛伏著對另一個民族的歧視。
　　接著，小潘又申請到一個在清華大學歷史專業學習的機會，中國曆史，特別是革命史從此走進了他的世界。不僅如此，他還喜歡上了中國紅歌。他說，第一次聽到《學習雷鋒好榜樣》時，他感覺到，歌詞和旋律都在描述一個“令人興奮而遙遠的中國”。有時，在大學圖書館看書，他還會無意識地哼起《紅梅贊》，“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萬朵，香飄雲天外。”
　　他的美國同學和親友不理解什麼是紅歌。“這麼說吧，就是中國的披頭士，是中國老一輩人喜歡的歌曲。”潘亞當解釋說，研究中國革命史，紅歌是無法忽略的，它直接展示出那個年代人們的精神風貌，歌詞背後烙刻著濃烈的時代背景。“就像不聽爵士樂，你很難深入研究美國三十年代的文化一樣。”
　　畢業前，潘亞當申請了富布賴特獎學金，申請項目是到中國重慶研究紅歌。富布賴特項目是中美兩國政府的教育交流項目，審核嚴苛，獎學金豐厚。2011年10月，小潘申請時，重慶紅歌開展得如火如荼，不過，他拿到獎學金出發時，已是2013年2月。紅歌潮，已經在重慶消失了。
　　研究項目落了空，小潘想起了自己一直感興趣的中國革命史和長征。那就用這個機會試試重走長征路吧！他決定。或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觀察這條路上的人民這幾十年來的變化，重新審視長征的當代意義。
　　長征奇遇：“望江”摩托被柴狗嚇倒
　　小潘不是第一個想在中國內地穿行的美國人。之前最有名的一位，是美國作家彼得·海斯勒，他記述自駕車經歷的《尋路中國》曾在中國風靡一時。
　　不過小潘的“長征”計劃是騎摩托車。2013年5月，他在重慶陳家橋摩托車駕照考試中心，一次通過三個科目的考試，順利拿到駕照。警察告訴他，這是重慶頒給外國人的第一本摩托車駕照。“啊？那之前看到重慶街頭騎摩托的外國人都是無證駕駛？”小潘不禁心生疑竇。
　　他花費上萬元買了一臺望江牌的摩托車。像中國人喜歡講寓意一樣，他挑這個品牌也有自己的小算盤：紅軍長征前期的戰略目標就是渡過長江，“望江”恰合此意。
　　一身摩托服，一個頭盔，外加一個橫跨在摩托后座的小行李包，潘亞當的新長征開始了。剛到長征的起點江西瑞金，他就感受到久遠的長征留給這座城市的遺產和烙痕：80多年前的蘇維埃遺址，隨處可見的紅色標語，以及各個時期的毛澤東雕像。在游客寥寥的紅五星廣場，“蘇區精神永放光芒”的大字震撼奪目，一對年輕戀人坐在“永”和“放”兩字之間談笑風生。小潘覺得這個細節格外有趣，好像古老的長征與現代中國穿越時空的某種契合。
　　管出發前做足了功課，翻閱了大量關於長征的書籍，但具體到紅軍長征的具體線路，仍找不到詳細記載，小潘只能走走停停，有時一天要停下來問七八次路。
　　當地人熱情地答覆他後，還會好奇地問他：美國是什麼樣？外國人都像你這麼高嗎？你為什麼要重走長征路？
　　“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是一個農民大國；其實我並不算一個典型的外國人，許多外國人比我還高；重走長征路是因為我對這段歷史感興趣。”小潘一一作答。
　　在長征路上的偏遠農村，一個美國人突然出現在面前，渴望瞭解外面世界的人們總是不會輕易放過他。一位四川老鄉問：“你是從哪裡騎過來的？”小潘如實回答：“江西。”“你吹牛，那麼遠怎麼騎過來。”老鄉們質疑。“好吧，我承認我是從美國騎過來的。”小潘開起了玩笑，老鄉們則笑著頻頻點頭。
　　大多情況下，小潘會走省道，偶爾上國道，多數的路況複雜，一邊靠山，另一邊就是懸崖。有時，他也會“入鄉隨俗”，跟著當地的摩托車騎上高速公路，“我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可有的省道路況實在差，騎了三個小時，只行進了二十多公里。”
　　他幾乎每天都會看到一起交通事故，還親眼目睹一輛摩托車駕駛者在超車時被大車撞倒，奄奄一息。他因此始終極為關註交通安全，不過事故還是不期而遇。進入四川丹巴縣後，一條眼睛通紅的柴狗突然衝到路中央，潘亞當條件反射地緊急剎車，當時時速五六十公里，摩托順勢滑倒將他甩了出去。小潘身體右側全部擦傷，不得不到臨近的小診所處理。
　　診所的老醫生不緊不慢地給他消毒包扎，然後淡定地告訴他，“你這種擦傷很常見，我們村裡的年輕人騎摩托都是這麼摔傷的。”
　　通往聖城：被當做白求恩和斯諾
　　因為長征路線上大部分仍然是農村，他得以有機會找到些時代對比。
　　比如，在甘肅，他遇到過下來視察的車隊。由於甘肅地型嚴峻，車隊中清一色是更適合山路的豐田霸道越野車，常常呼嘯而過，留下漫天灰塵。“如今中國官員下鄉時的排場，與當年紅軍長征時已有了天壤之別。”潘亞當這樣描述他當時的想法。他當時正在一家小飯館吃飯，車隊過後，吃飯的人都咳嗽起來。
　　在甘肅岷縣時，他恰好碰到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視察地震災區，警察們很快就在人群中發現這個身高1米94的外國人，打量著問他：“你是來做什麼？”
　　“重走長征路。”他回答。
　　警察聽到後都笑了。小潘拿出沿線拍攝的照片給警察們看。
　　潘亞當在當地一個破舊的旅館住下，房間里沒有熱水，也沒有電視。
　　小潘打算第二天很早就離開，不過當他到街上才發現，到處都是等待見上總理一面的民眾。他們看到小潘，十分興奮，於是，一支本來是等待國家領導人的隊伍開始為這個不期而遇的外國人加油：“哈嘍！老外！加油！哈嘍！”
　　騎行3個多月後，8月下旬，他到達了目的地：延安。
　　在重走長征的幾個月里，他曾多次試想過到達延安的感受：這個“革命聖地”，是否還會是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里描述的樣子？或者，像聖城耶路撒冷那樣神聖？
　　真正到達延安後，潘亞當有點失望。他見到了革命英雄紀念館——規模最大和資源最豐富的紅色紀念館，但除此之外，延安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小城市，交通混亂，市中心有幾個肯德基和一個必勝客，到處都是工地和喇叭聲，空氣很渾濁，曾經流淌的延河已經基本乾涸……
　　一路下來，潘亞當的感受有些複雜。老人們通常極為贊賞他，“他們一般對我重走長征的原因沒有多大的興趣，對我在路上的一些發現似乎也沒興趣……只要聽說我重走了這條路，他們就強烈認可，把我稱為‘中國通’，甚至誤認為我是共產黨，類似於當年的白求恩或斯諾。”小潘這樣寫道。不過，當他想和老人們探討些更具體的事實時，才發現老人們其實並不瞭解細節，他們只是“毫不猶豫地贊揚了我的這項任務”。
　　小潘因此收穫了不少幫助。一家賓館老闆認為他是在弘揚長征精神，免費為他提供了一間豪華套房；還有許多老人請他到家裡吃飯，有的人直接告訴他：“你比我兒子還愛國。”
　　然而在這些普遍的嚮往與贊賞背後，潘亞當一路所見的大部分長征遺跡，或博物館，游人並不多。
　　在毛澤東寫《長征謠》的六盤山山頂上，他見到了一個巨大的革命歷史博物館，不過裡面一共只有3個游客，一個老年退役軍人和他的孫女，以及潘亞當。但那個孫女卻一直是漫不經心地，始終掛著耳機。
　　他說，有的年輕人聽了他的想法後，會覺得“這個美國人精神不太正常”，這些年輕人，既包括西部小鎮上的，也包括從東部大城市開車自駕去西藏的“驢友”。
　　意義當然只能是因人而異的。潘亞當覺得，他看到了與千城一律的沿海城市不同的世界，西部地區幾乎千村千樣，既有更大的貧富差距，也有更豐富的中國文化。“就拿飲食來說，越往北，麵食做得越正宗，這也說明我離終點越來越近。”小潘說他最愛吃陝西的面，一大碗只要三五塊錢，再澆上紅艷艷的辣子，呼嚕嚕吃下肚，“爽死了”。
　　作為第一個在重慶考到摩托車駕照的外國人，潘亞當常會收到各種電視節目的邀請。在重走長征的計劃完成後，他答應了其中幾個。不過，當有的製作人得知小潘想討論長征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後，取消了邀請。 ★
（編輯：SN054）